(33)参见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9][39]永井憲一「教育法学の原理と体系——教育人権保障の法制研究」（日本評論社·2000）第13頁。但传统中国的道德信念与行为规范之区分却又未必清晰。
（1）以社会控制作为教育目标的可兼容性首先，就劝善而言，即便在立宪主义视阈下，独立的人格也不能使个人免于在社会关系中存立，因此，为善的道德劝导，通常不会与宪法的价值目标相冲突，也不会妨碍公民个体人格的形成。[24]在孙中山看来，欧洲富强之本即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而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25]，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勤奋于学，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26]。（3）在教育内容多样化的前提下，有助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人的义务在于，不要在他自己的人格内否认这种人性的尊严，这是人对自身的义务，而教育则应该让儿童自己注意到他所拥有的这种人的尊严，但即便沿着这一逻辑，也只能探寻到教育应当具备何种目标这一命题而已，而无法推断出接受教育是出于教育对个人的意义而必须履行的义务这一命题。四、以教育目标为观察视角的规范意义单纯从个体主义取向与国家主义取向两方面分别理解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尚不能使宪法第46条第1款成为一个内在自洽的规范结构，然而在确立了以个体主义为中心，同时有选择地吸收国家主义之内涵的教育目标观之后，宪法第46条第1款的规范结构便渐渐明晰。
再如，诸如种族歧视等不能相容于宪法原则的传统，已随宪法实践的历史演进而在规范层面被弃置，至少在法律层面，这些被弃置的传统明显不属于却伯教授所提示的看不见的宪法。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新文化……但所谓造成新文化，旧文化不妨碍其存在。[62]See Alec Stone Sweet Jud Mathews, 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47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68, 105(2008).[63]参见何永红：《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以审查基准及其类型化为焦点》，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8页。
每个国家都要维护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尊严，因此对诋毁本国的言论和信息通常都会予以不同程度的限制。[48]参见谢立斌：《药店判决》，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1页。[45]柳建龙：《论基本权利竞合》，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36页。[54]参见杜强强：《宪法上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制——以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案为切入点》，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第29页。
这就需要我们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两个维度进一步展开分析。或许有人会指出，厌恶这类节目的观众只需换台或关电视即可，如此不仅态度截然不同的两方观众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而且还避免了公权力对私人自治空间的干预。
笔者将这种文化建设中的文化权限制称为权益越多，自由越少的丰富性悖论。事实上，在行为类型上，对国家形象造成损害的就是损害国家荣誉的行为，如在国际上有意制造、散布不实谣言损害国家的形象，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国徽的行为等。8月30日上午，县武装部门口的墙上悄悄贴上了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引来众人围观。[34]张龑：《论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以德国法和一般法学理论为背景》，载《法学家》2010年第6期，第27、26页。
[2]参见成功、陶达嫔：《定南人民日报事件后果前因》，载《南方周末》2003年9月18日，第5-6版。换言之，就上述事例而言，如果访问境内外网站等行为并不属于《宪法》上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不是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那么公权力机关对其进行处罚就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存在合宪性疑义。韩大元教授就主张将隐私权纳入人格尊严的基本内容。因此，那种认为人格尊严条款为我国宪法确立了基础性价值原理，由此而为其他权利的宪法保障提供了规范空间的主张尚缺乏文本基础，至少目前该条款仅能被解释为规定了一种与各种自由权规定相并列的具体基本权利，而该基本权利在规范内涵上也不包含信息自由的内容。
[20]参见张翔：《艾尔弗斯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6-17页。但问题是，当这些言论已经公开发表，他人仅仅只是获取这类信息，是否也会损害国家的荣誉。
这再一次印证了两种审查基准体系在效果上的同构性，而这种同构性固然部分源自两种不同审查基准所共通的法理，但根本上还是决定于作为实体性判断标准的中国《宪法》文本及其所依赖的中国社会语境。在此过程中，行为人不仅无须向公权力机关申请，更重要的是，有权排除公权力的干预和妨碍。
从宪法解释的角度看，这种促成恰是在人权条款的价值辐射下，通过对表达自由条款的目的论解释达成的。对那些宣扬拜金主义乃至低俗涉性内容的信息，个人私下获取和欣赏无疑是一种纯属个人领域的私密活动，这是现代社会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必然后果，但对不特定或多数普通人而言，并不愿意看到公共领域大量充斥这种有害于社会善良风俗的信息。[21]参见焦洪昌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392页。从行为外观上看，人肉搜索正是公民对信息自由的行使。[58]参见黎宏：《刑法修正案（九）有关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从如何限缩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范围的立场出发》，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95页。《宪法》第47条第1句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基于其规范表述上涵盖宽泛的行使文化权的行为方式的制宪意图，以及文化活动本身的特质，相较于受教育权，该条款似乎更适合作为信息自由的规范基础。
及至当代信息社会，考虑到它对经济、知识和文化的发展作用的影响，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信息也许是我们能想到的最重要的基本利益，[39]而诸多其他自由和权利的享有也越来越依赖于这一基本利益。进入专题： 信息自由 表达自由 比例原则 双重审查基准 。
3.人格尊严在德国宪法学中，《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人的尊严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至高地位，是合宪秩序中最高的法价值，一切国家权力均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之。对此，有学者指出，持有型犯罪的出现都不是单独的，而是出现在一类犯罪或犯罪群中，是该犯罪群的组成部分，如非法持有毒品罪与毒品犯罪群、非法持有假币罪与假币犯罪群……由于整体上犯罪群的存在，导致了对这些物品的持有意味着犯罪已经完成或将要进行。
两种方案的分歧只在于该条款建构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的大小，[24]但不论范围是宽是窄，我国学者均未认为信息自由是一种人格利益，从而落入宪法人格权的保护范围。表达自由被规定在《宪法》第35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1975年《宪法》是在文革期间制定的，整部宪法共30条，在内容和结构上均有重大缺陷，且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其第28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例如，在解释作为《刑法》第120条之六持有宣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入罪条件的情节严重时，要尤其注重对行为人主观目的的实质限定，只有以恐怖主义为目的的持有才会构成本罪，[72]此目的之外的持有应视为行使信息自由的行为。另从比较的视野观察，即便对人格权采广义说的日本学者芦部信喜，也没有将信息自由纳入其中，而是认为其落入表达自由的保护范围。事实上，这种区别也基本符合学界的主流观点。
[71]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86页。[20]当某个行为无法被特定的基本权利所保护时，公民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一般行为自由寻求救济。
（一）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在1958年的药店案中，德国宪法法院正式将源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移植入宪法领域，以作为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审查基准。笼统而言，由于表达自由对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在宪法上居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因此，对限制表达自由的公权力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一般遵循严格审查标准。
由此，公权力机关可以保障其他公民的隐私权为由，限制公民的信息自由，但当公民对信息自由的行使针对的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和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时，合宪性审查机关则同样有义务考量隐私权保护作为限制信息自由的正当理由的合理限度。因此，只有基本权利主体的某种行为（包括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符合该项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在其保护范围之内，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行使，才会受到宪法保障。
但没有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并不意味着本文的讨论都是空谈，宪法的精神就无法影响到普通法律的解释。[13]这一删除客观上更凸显了表达自由的防御权能，有利于基本权利规范形式效力的展开。二是应选择最低限度的限制基本权利的措施。随着现代行政规制国的兴起，国家职能已扩张至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权利限制构成的判断标准也有所放松，但即便根据传统的目的性、直接性、法效性、强制性和高权性五要素判断标准，[46]上述事例中的公权力机关也明显构成对信息自由的限制。
我国1954年宪法的表达自由条款的前段与现行宪法完全一致，差异在于，前者后段还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因此，广电总局的通知符合狭义比例原则。
根据这一审查基准体系，例（3）中广电总局对相亲类节目的整治当然属于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而受到整治的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低俗涉性内容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等内容无疑是低价值言论。[33]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10页。
我国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这《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人权天然的开放特质，改善了以往基本权利体系的封闭性，为扩大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可以依照人权条款提炼现有条款中隐含的新的权利类型。事实上，通知提及的羞辱或人身攻击低俗涉性内容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毕竟只是表达自由的外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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